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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梦老鸨 古代管“媒婆”叫什么?老鸨吗?

发布时间:2024-11-24 12:11:27

古代管“媒婆”叫什么?老鸨吗?

本文来自公号:历史风云

伐柯

这个雅称来自《诗经·豳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意思是说怎样去砍那斧柄呢没有斧头不可能;怎样娶那妻子呢?没有媒人是不行的。

冰人

晋时有个叫索紞的,善于解梦。有一次令狐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站在冰上,和冰下一个人说话。不知是何征兆,就要索紞为他解梦。

索紞对他说:“冰上为阳,冰下为阴,阴阳事也。士如归妻,适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与冰下人语,为阳语阴,媒介事也。君当为人做媒,冰泮而婚成。”后来令狐策果然给一个太守的儿子做媒,又碰巧把婚事说成了。

所以,“冰人”即成为“媒人”的代称。

媒妁

媒,谓谋合二姓;妁,谓斟酌二姓。《孟子滕文公》云:“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贼之。”

月老

唐小说记载,唐代人韦固夜经宋城,遇一老人倚囊而坐,向月检书。固问所检何书。答曰:天下之婚牍。又问囊中赤绳何用答曰:以系夫妻之足。传说这位老人是主管婚姻之神,故以“月老”作为媒人的别称。

红娘

本是唐元稹《莺莺传》中的主人公崔莺莺的侍女。《莺莺传》写张生与崔莺莺相爱,经崔的侍女红娘从中设谋撮合,使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元代王实甫据此改编为《西厢记》杂剧。此后,“红娘”便成了媒人的别称。

红叶

唐僖宗时,有个叫韩翠苹的宫女渴望得到正常的人间之爱,便冒着生命危险在红叶上题诗,让红叶随着御河的水传到宫外。

有一个书生在偶然中拾得题诗的红叶,为其中的幽情所感动,也题诗于红叶之上,借流水传到宫中,韩翠苹常偷空到御河边,因此也得到了题诗红叶。后来天作良缘,后宫放宫女3000人,两个有情人终于在民间相见,结为伉俪。

韩翠苹感慨万端,又题诗一首道:“一联佳句随流水,十载幽情满素怀。今日却成鸾凤友,方知红叶是良媒。”此后,人们便把媒人又称为红叶。

现代技术的进步、“新媒婆”的出现也给传统媒婆带来挑战。中国最大的媒婆马化腾的QQ、微信方便和扩大了人们交流,百合网、世纪佳缘、红娘网等婚恋网站提供了交流的平台,“非诚勿扰”电视节目给了人们现场展示了解的机会,拓宽了人们的选择面、最大程度避免被当面拒绝的尴尬,深受广大宅男宅女的喜爱。网恋,现在跨地域、跨行业的婚姻增多,“新媒婆”贡献很大。网上出现一款APP,像找工作一样找对象,一改双方的被动变为双方的主动,“择一城终老,遇一人白首”的浪漫吸引无数的目光,“新媒婆”的雏形初现。

当然,婚恋网、婚介所、婚恋节目的实际效果远远不如传统媒婆,因为媒婆会负责男女双方相识、相知、相恋到成婚的整个历程。这么看,媒婆不会马上消失,但媒婆自身功利化和技术的进步、城市化进程会会淡化媒婆的作用,朋友、熟人的成人之美及科技“新媒婆”可能成为生活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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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委艳、孙珍珠、刘恬恬 明清拟话本女性书写研究

明清拟话本女性书写研究

王委艳 孙珍珠 刘恬恬

(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河南 信阳 464000)

摘要:话本小说中塑造了大量女性,这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丰富了古代小说的人物画廊。在话本小说中,女性的地位多数情况下靠外部条件获得,如母凭子贵、妻凭夫贵;也有靠遵从社会伦理规范获得,如靠孝道、守节;少数靠自己的才能获得认可。在女性的婚姻问题上,多数女性遵从封建婚姻规范,但有部分女性敢于突破封建枷锁,追求个人幸福,如私奔,值得关注的是,在话本小说中写到的这些私奔女性,多以成功收场,表明了话本小说在女性问题上的一些进步立场。古代女性往往没有职业,她们依附家庭,否则难以生存。话本小说中塑造了相当数量的职业女性,如经商、伎艺、手工等职业,也有读书女性,但社会规范没有给读书女性提供出路。话本小说塑造的女性群像体现了其较为进步的女性观,是古代小说中不可多得的遗产。

关键词:话本小说、女性书写、女性观念、女性职业。

在话本小说中,塑造了大量的女性形象,这些小说,从女性的社会地位、婚姻、职业,以及她们的聪明才智等方面对女性的生存状况进行了细致刻画,留下了古代社会从上层到下层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在17世纪白话小说的人物画廊中,这些女性形象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尤其是小说史上是非常值得称道的。因为,女性在古代社会地位低下,尤其是儒家理学思想对女性更是禁锢甚严,三纲五常、从一而终、忠孝节烈、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等,无一不是对女性的一种戕害。在话本小说塑造的众多女性形象中,我们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即女性大多没有名字,代之以“某某氏”、“某某女”等。但到了17世纪,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儒家的理学思想开始松动,明中期以后,东南沿海商品经济发展,也对儒家伦理产生强烈冲击。因此,这一时期出现的话本小说中塑造了大量的女性形象,其中不乏有胆识、有智慧的女性,也有敢于冲破封建制度藩篱,追求个人幸福的勇敢女性,她们的形象在古代小说的人物画廊中熠熠生辉。

一、女性的地位

古代女性在以农业为主体的古代社会的分工中,“男耕女织”决定了女性只能在家庭中从事生产劳动,男主外女主内是古代劳动分工模式的形象概括。这里有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即女性完全依靠男性生活,即使其在家纺织的材料也来源于男性的劳动成果,这意味着女性一旦脱离男性,一旦脱离家庭生活,其生存就会面临巨大挑战,因为,社会没有给女性提供可以支撑其生存的职业条件。因此,古代女性多数靠外部条件获取自身地位。在话本小说中,女性地位往往靠如下方式获取:

其一,夫贵妻荣或者母凭子贵。在话本小说中,女性往往凭借男性的社会地位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警世通言》第二十四卷“玉堂春落难逢夫”中,妓女玉堂春与公子王景隆与玉堂春一见倾心,但在王景隆钱花完之后被妓院鸨母赶出门。玉堂春暗助王景隆盘缠,使他得以还乡学习,自己也从此不再接客,又叫街上百姓作证,用计赎回自由身,住在百花楼上。王景隆很惨,落魄回家,却听家仆王定说老爷不要他了,于是叫来两位姐夫帮忙。后来在亲戚的帮助下,重回王家,刻苦念书。一年后,王景隆中举即将赴京会试。老鸨怕王景隆得官后娶走玉堂春,自己人财两失,就抢先把苏三卖给了山西洪洞县贩马的客商沈洪。这老鸨心中满是毒计。她骗玉堂春去东岳庙烧香,向佛祖证明自己从良。玉堂春果然中计,被抢走了,怡春院也因此赚了不少银子。沈洪妻皮氏早有外遇,当沈洪和玉堂春到家后,皮氏伙同奸夫毒死了沈洪,嫁祸玉堂春。县官受了皮氏的贿赂,将玉堂春屈打成招,下入死牢。王景隆进京后得知玉堂春被卖到山西,愿意到山西为官。中进士后果然被点为山西巡按。虽遵父母之命,迎聘刘都堂之女,但他一心只想着玉堂春,全不以聘妻为喜。到任后查明了玉堂春的案情,平反冤狱,救出玉堂春,并结为夫妻。玉堂春靠王景隆的地位不但洗刷了冤屈,而且还与之结为夫妇,改变了自己的地位。在《连城璧》子集“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中,刘藐姑之母在谭楚玉穷困之时,不允许女儿与其交往,但而人殉情跳江,后谭楚玉发奋读书,后做官。之后,二人重新饰演《荆钗记》并获得母亲认可。刘藐姑之母之所以同意二人的婚事,主要原因是谭楚玉社会地位的变化,而谭楚玉社会地位的变化直接影响了刘藐姑的地位。在《喻世明言》第二十七卷“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金玉奴救助落魄的莫郎,资助其读书,后莫郎中举之后薄情寡义,竟然将金玉奴推入水中。金玉奴后被淮西转运使许德厚救起,并认许德厚为义父。许德厚以嫁女为名,又将金玉奴许配给嫌贫爱富的莫郎,金玉奴便在洞房花烛夜棒打莫郎,教训了他一顿。这里,有一个问题,即金玉奴为何在莫郎认错后选择原谅他?一种原因也许源于金玉奴对莫郎还有感情;另一种原因也许是金玉奴没有更好的选择。古代女性,在没有独立自主权力的时候,依附男性,尤其是依附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男性,也许是其最佳选择。

话本小说中,女性获取社会地位的另一种方式是母凭子贵。《石点头》中第一回“郭挺之榜前认子”中青姐是郭挺之外出游玩在广州韵州娶下的小妾,后郭挺之因事无奈还乡,遂和青姐分别。当时青姐已有身孕,郭挺之便为子取名为郭梓。后郭挺之离开后多年未归,直到他的儿子郭梓在二十岁时考中进士,郭挺之才得以与儿子相认。后应郭挺之要求青姐被儿子接去卢州同郭挺之同住。青姐能有这样的结局,无疑是受儿子郭梓的影响。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观念,当时要想在社会上取得一定的地位,最好的途径就是读书做官。如果郭梓没有考中进士便也没有机会和郭挺之相见,青姐恐怕此生再也无法夫妻团聚了。小说中武夫人道:“从来母以子贵,妾无子之人,焉敢称尊!”武夫人的话语中不仅认可了青姐对的儿子的养育和培养之恩,也进而表明了“母凭子贵”的观点。正是因为青姐将儿子培养了出来,儿子有了一定的地位,所以青姐的地位和作用也随之被认可。《型世言》第九回“避豪恶懦夫远窜,感梦兆孝子逢亲”中讲述了霍氏丈夫王喜因与里胥崔科发生矛盾,害怕崔科要取自己的性命,于是逃离家乡避难。十几年过去,王喜始终未归家,王喜的儿子王原已十八岁娶妻。王原于是向母亲打探父亲的相关消息,得知消息后便外出去寻父。王原历经千辛万难终于寻回亲生父亲,一家人得以团聚。王原也因为寻父的孝行被授官职,谢恩出京,迎母亲霍氏和父亲赴任禄养。纵观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母亲霍氏的命运是紧紧和儿子依附在一起的。在丈夫逃离家乡后,儿子是霍氏唯一的支撑点和依附对象。后来因为儿子外出寻回丈夫,霍氏的处境不仅大大改观,而且受儿子庇佑得以赴京禄养。可以看出,霍氏她作为“孝子之母”的地位和所受的待遇,皆是儿子行为外衍的产物。

其二,以孝道获取尊重。这种看似女性靠自己的品德获得尊重,其实是古代封建社会推行孝道的衍生物。古代的孝悌观念不但规范男性,而且对女性也有同等的效力,女性在家庭中的行为方式也要受到孝悌观念的约束。因此,古代往往把孝妇节妇相提并论。如《型世言》第三回“寸心远格神明,片肝顿苏祖母”中对女子的孝悌行为有显著的描写和刻画。讲述了孝女陈妙珍与祖母二人相依为命,祖母生病久治不愈。妙珍便割下自己左臂的肉给祖母熬成粥汤。后祖母再病,妙珍受神明指示将自己的肝割下一块熬药给祖母吃。后过了三年,祖母去世。妙珍也因孝悌受到众人的尊崇和敬畏,甚至在死后被人供奉、仰拜。“不论年大的小的就称妙珍做佛爷跪拜。”“又喜得种他田的租户,怜他是个孝女,也不敢赖他的。”“人至称孝女冢,又称神尼塔。”小说中的这几处细节描写,可以不难探究出妙珍因为对祖母的至孝,她的“孝悌”精神在被接受和认可的同时进而被夸大和神化。由此,可以看出明代女性在“孝悌”方面表现得好与否,会关联到她的社会地位。当代民间说书艺术有一个故事叫做《割肝救母》,讲的是一个媳妇为了给婆婆治病,不惜将自己的肝割下了为婆母熬汤。也就是说,古代社会所推崇的孝道文化至今常演不衰,并受到世人的认可。《石点头》第十一回“江都市孝妇屠身”中更是将孝悌的精神体现到极致。因为社会叛乱,家中生活艰苦,女主宗二娘和丈夫受婆婆嘱托前去襄阳讨债,不料夫妻二人不但未讨到钱,还被人窃取了所有钱财和部分衣物。后来,夫妻二人得汪朝奉帮助,一起前去扬州。不幸恰遇扬州发生战争,夫妻二人被困在城里八个多月,危在旦夕、难以还乡。宗二娘为了换取丈夫回家的盘缠,好让婆婆有所养活。于是自愿到屠家杀身卖肉,最后命丧他乡。后来宗二娘因为她孝悌的行为不仅得到了身边人的高度认可,更是感动了神明。作为对比,《型世言》第三回中“悍妇计去孀姑,孝子生还老母”中的钱掌珠因听任邻居徐婆、李二娘等人的挑唆和恶言,于是趁丈夫外出经商时和徐婆两人联合起来将婆婆骗嫁给南乡的章成之。后来丈夫得知真相,便骗出钱掌珠将她嫁给章成之的儿子章二郎来换回自己的母亲。最后,掌珠因遭章二郎妻子嫉妒凌辱,不堪忍受,一年而死。由此可见,女性遵守孝道就能够获得尊重,并以此获取自己的社会地位;反之,则会受到报应。

第三,靠守节获得社会认可。古代社会要求女子从一而终。明代把女性守节上升为国家行为,洪武元年太祖下诏令:“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1]明正德年间又对守贞烈女立贞烈碑。帝王并督令巡官每年上报贞节烈女事例,大行表彰“长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乌头袢楔,照耀井闾”。[2]7689-7690《石点头》中第十二回“候官县烈女歼仇”中讲述了申屠希光才貌双全,因为丈夫怒打了悍妇姚二妈,被姚二妈报复,教唆恶霸方方一强占申屠希光。于是方六一为得到申屠希光就和姚二妈一起设计陷害董昌至死。后申屠希光假意嫁给方六一。在成亲的当晚用父亲曾经给的宝剑杀死了方六一等五人。最后申屠希光本人缢死在荣木之上。故事在最后写到“各上司以申屠氏杀夫报仇,文武全才,智勇盖世,命侯官县备衣棺葬于董昌墓下,具奏朝廷,封为侠烈夫人,立庙祭享。”《石点头》第九回中的玉箫女也是对婚姻爱情忠贞的痴情之女。玉箫女与韦皋恩爱,韦皋无奈归家省亲,与玉箫许下七年之约。七年后韦皋没有按照约定期限归来,于是玉箫就绝食七天身亡。最后作者为了表明对玉箫女行为的肯定,有意设置情节使玉箫女二次转世与韦皋再续前缘、终成伉俪。作为反例,话本小说中对一些不尊妇道的淫妇、荡妇,总是受到惩罚,命运悲惨。《石点头》第四回“瞿凤奴情愆死盖”中瞿凤奴的母亲方氏,年近三十四五时丧夫,方氏姿容美丽且年不上四旬,孤寂难熬、渴望欢愉又恰遇到风流倜傥、行奸卖俏的孙三郎的刻意挑逗。于是孙三郎就经常去方氏家中和她偷情通奸。后来方氏为了永久地留孙三郎在她身边并为自己遮丑于是就说服她的女儿瞿凤奴嫁给孙三郎,并自做媒人伴娘嫔相。后来瞿氏的远房宗族得知比事后,状告她们三人。因此孙三郎自割命根死亡,女儿凤奴被嫁他人后自缢梁间。《型世言》第五回“淫妇背夫遭诛,侠士蒙恩得宥”讲述了邓氏姿容美丽,身材曼妙,丈夫董文却秃颈黄须、声哑身小。丈夫董文平时待邓氏极好却无法满足邓氏的生理需求,所以邓氏便背着丈夫和年青标致的捉贼的缉事耿埴在她家中偷情。后来两人趁丈夫外出,打算当晚偷情,不料丈夫突然返回,邓氏便对丈夫辱骂有加。等到她丈夫离开后,奸夫耿埴因看不惯邓氏对丈夫的恶毒,于是抽刀把她杀死。同时作者在文中对奸夫杀死邓氏的行为表示认可,认为邓氏氏罪有应得,理当获此下场。在《云仙啸》第三册“都家郎女妆奸淫妇”叙述崇祯年间,开绸铺的平子芳,其母亡故,其父平云峰续娶丁氏,平云峰好色伤身,不上一年亡故。而丁氏年青,与富家子弟都士美勾搭成奸,后被平子芳发现。丁氏与都士美雇都仁、都义谋害平子芳未遂。后丁氏与都士美躲避起义军被发现后,被起义军杀掉。丁氏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在《喻世明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蒋兴哥的妻子王三巧在丈夫出门经商期间,受到引诱与山东客商陈大郎通奸,后被蒋兴哥获知休妻。王三巧改嫁一个知县吴杰,后蒋兴哥受官司连累恰巧吴杰审理,王三巧解救前夫,吴杰了解到二人是夫妻,后把王三巧还给蒋兴哥。而此时,蒋兴哥已经续娶陈商之妻,内中巧合令人唏嘘。王三巧遂由妻子变成妾。王三巧地位的变化完全是因为出轨所致。

第四,靠自身才能获得社会认可。在话本小说中,有一部分小说描写了女性靠自己的才能获取社会认可,虽然此类小说数量不多,但已经非常可贵。《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九“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中,谢小娥女扮男装混入匪窝,找准时机,将匪贼一网打尽。谢小娥因此出名,一些豪族“央媒求聘的殆无虚日”。但谢小娥不为所动,终皈依三宝,以了终身。谢小娥因其至孝智勇受到社会尊敬。在《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小道人一着饶天下 女棋童两局注终身”中辽国女棋手妙观,棋艺高超难逢敌手。中原旗手国能对弈,棋逢对手,终成连理。在古代小说塑造的女性形象中,很难有职业女性,本篇女棋手靠自己的才能获得社会认可,并以此获得同样棋艺高超的丈夫,可谓门当户对。

女性在古代社会地位低下,从话本小说中可以看到,很多女性没有正式姓名,也极少有职业,一旦脱离家庭、脱离婚姻,女性在社会之中难有立足之地。女性地位的获得虽有靠才能的,但极少。多数情况要靠丈夫、儿子来获得社会地位。也就是说,靠外在条件获取社会地位是古代女性生存的基本现实。

二、女性的婚姻

古代女性的婚姻状况也是体现其社会地位重要方面。按照古代婚姻制度,女性在自身婚姻问题上基本没有自主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基本的婚姻规范。因此,古代女性在婚姻方面产生的矛盾十有八九出自对这种婚姻规范的违背,换句话说,女性在婚姻问题上的自主权往往与这种基本的婚姻规范产生抵触,矛盾、悲剧等便由此产生。话本小说中的女性婚姻状况基本存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遵守婚姻规范,即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一而终。这种情况往往有很多例子,因为父母嫌贫爱富或仅仅为了钱财将女儿嫁出去,以至于有的造成悲剧,有的造成啼笑皆非的结果。在李渔《十二楼》之“夺锦楼”中的双胞胎女儿,由于父母二人意见不合,所以二人双双为两个女儿分别找了一个夫婿,最后闹出了二女侍四夫的丑闻。在寻找夫婿的过程中,从头至尾女儿从未见过未来夫婿一面,如若不是闹出丑闻,对簿公堂,恐怕到出嫁那日女儿也不知自己嫁的到底是谁。《十卺楼》中由于种种原因,一男子对取来的妻子只要不满意便换,一来二去,根据自己的各种不满意,最后竟换了十个女子。这十个女子,她们自己的婚姻大事全听父母安排,她们从未见过自己的未来夫婿一面便嫁与他人,更甚者还任人退换。这绝对服从便是她们的悲哀。《归鹤楼》中两姐妹根据父母的意思先是被许配给皇上,后又分别许配给两个人,后因为考试名次变动,二人夫婿又被调换一番。几经拨折,夫婿换了几换,才定下亲事。这也是女性服从的典型代表。这不仅是他二人之悲剧,映射出来的更是当时社会所有女子的悲剧。

女性在婚后遵守从一而终的封建婚姻规范,《连城璧》卯集,“清官不受扒灰谤,义士难伸窃妇冤”中,何氏女儿嫁与赵家的儿子后,由于赵家儿子年龄尚小,且智商未发育完全,所以嫁过来后也是独自住在一间房屋,事事遵从一个妇人之德,即便自己的丈夫是一个痴傻之人,也不曾想过改嫁,这并不是因为他对丈夫有感情,而是服从丈夫,服从纲常,服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的理念。《连城璧》酉集,“吃新醋正室蒙冤,续旧欢家堂和事”中大夫人妥协同意丈夫取小妾,并同意丈夫十年陪同小妾过夜,未曾少一夜。这便是大夫人对丈夫的服从。哪个女子喜欢把自己的丈夫同别人分享,而且还是完全让与他人,这是他遵从夫纲,不得不这样做。更有甚者,在《十二楼》之“奉先楼”中的舒娘子,战乱时代,为了完成丈夫的意愿,保全自己的儿子,她不得不用自己的贞操来换,最终得以保全儿子性命,然而她的贞操却已不在,把儿子安全交与丈夫手上后,她便选择自杀,她已经失节无颜面对自己的丈夫。

其二,女性在婚姻上的反抗精神。古代女性在追求自主婚姻方面往往付出沉重代价,但并非都失败,有些经历曲折终获成功。在《十二楼》之“合影楼”中,由于两家的恩怨,两个相爱之人的婚姻不被家人同意,于是管玉娟和屠珍生便想办法,借他人的力量,使婚姻被促成。这就是反对父母操办婚姻的一个例证。说起未婚女子的反抗,那么,最典型便是《连城璧》子集“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 中,刘藐姑的父母为了钱财,擅自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一个富商做小妾,女儿为了反对父母对自己命运的任意摆布,为了和心爱的人在一起,于是便和心爱之人谭楚玉计划戏曲结束一同赴死,二人便双双投河,怎料命运眷顾,他们并没有死,后来又通过努力拿到了功名,获得幸福。刘藐姑通过自己的反抗,摆脱了父母为自己决定的命运,并敢于追去自己的爱情,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最终得到的结局也是美好的。《夏宜楼》中,娴娴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便想办法取得父亲的同意,于是她便假装母亲托梦来使父亲相信自己,相信这门亲事是注定的,最终征得父亲同意,如愿和自己心爱之人定终身。这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追求爱情,收获幸福的典型例子。《佛云楼》里的能红为了获得做二夫人的社会地位,买通算命先生,为韦小姐量身打造了一套说辞,还和裴七郎约法三章,最终计谋成功,改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命运。

女性在婚姻问题上的反抗的另一种表现是私奔。在话本小说中,私奔有各种状况,有青春男女一见钟情私奔的,有婚外情私奔的,有反抗父母之命与有情人私奔的等等。《喻世明言》第二十三卷“张舜美灯宵得丽女”中头回和正话分别讲了两个私奔故事,头回讲十八岁俊俏公子张生在汴京乾明寺看灯,拾得一红绡帕子,上题情诗,相约来年相蓝后门一会。第二年,张生果然在相蓝后门遇到诗帕主人,是一姓霍的员外的第八房妾。二人想一老尼帮助下私奔到苏州平江,百年偕老。正话讲的是轻俊标致秀士张舜美在上元佳节看灯,遇到一位美颜佳人刘素香,赋诗调情,甚为上心。女子为避开父母和情人厮守,决定私奔。不料在私奔途中失散,刘素香流落尼庵。三年之后,张舜美首选解元,路过尼庵,与刘素香相遇,有情人终成眷属,后二人拜望刘素香父母获认可。这两个故事均以私奔获得婚姻幸福收场。

在“二拍”中,有四篇小说讲了五个有关私奔的故事,列表如下:

章节

姓名

籍贯

身份

人物形象

故事情节

初刻第十二卷“陶家翁大雨留宾 蒋震卿片言得妇”

曹小姐

汴京

小家碧玉

勇敢无畏,随遇而安

因早已心系他人,在父母强行将她许配后,她于夜中出逃,后被王生插手,嫁于王生,后来夫妻分散后,她千里寻夫,却在扬州沦为娼妓,后与王生相遇,从良

陶幼芳

杭州

大家闺秀

勇敢无畏,随遇而安

因原定丈夫失明,她不愿意再嫁,欲与心上人私奔,却阴差阳错和蒋震卿结为夫妻

初刻第二十三卷“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妹病起续前缘”

吴兴娘

扬州

小家碧玉

勇敢无畏,坚贞

少时许配给崔兴,后母亲为其另觅他人,她却一心一意守着崔兴回来,后郁郁而终,但又附身于妹妹体内,对崔兴大胆示爱并且私奔

初刻第三十六卷“东廊僧怠招魔 黑衣盗奸生杀”

马姑娘

祈州

大家闺秀

勇敢无畏,无辜

马员外之女,爱慕杜生,在奶娘的诱导下欲与杜生私奔,后被他人杀死

二刻第三十八卷“两认错莫大姐私奔 再成交杨二郎正本”

莫大姐

张家湾

家庭主妇

水性扬花,不守妇道,勇敢无畏,追求幸福

生性放荡,背着丈夫和他人私通,还想要和杨二郎私奔,但阴差阳错被卖为妓女,被救出来后嫁给杨二郎

这些私奔故事均曲折,但多数可与有情人结为连理,也可以看作追求幸福成功,但每一种成功都付出代价。可见,女性在婚姻问题上的追求在古代社会是相当艰难的。但话本小说在女性追求自由婚姻的“正当性”私奔方面,往往持支持态度,即都会获得理想结果,这从另一方面可见话本小说所倡导的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并不完全相同,而是有所松动。话本小说在女性观念方面有两方面的可贵之处:其一是小说故事中女性的反抗精神;其二是话本小说自身在女性方面的立场,虽然多数文本依然宣扬孝妇节妇等主流伦理道德,但有一部分小说则赞扬女性的反抗精神,并为她们的正当要求设计一个美好的结局。这说明话本小说作者女性观念进步的一面。

三、女性的职业

话本小说中少有职业女性,这和古代社会女性的地位是一致的。但并非完全没有职业,话本小说中写了一些具有正当职业(妓女除外)的女性,虽然很少,但可见出在明中期以后到清初的一段时间,由于中国江浙闽一带经济方式出现了某些资本主义因素而带来的新变化,这不但体现在女性的地位、婚姻方面,也体现在女性在职业方面的新变化,即女性也开始从事一些除了传统家庭纺织之外的职业,如经商、伎艺等。

其一,经商女性。《喻世明言》第二十八卷“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的黄贞女原名善聪,自小女扮男装随父亲外出经商(贩卖香钱),可惜不到两年,父亲因病去世。于是黄善聪和隔壁客房中外出经商的年轻小伙李秀卿结为异性兄弟,两人商议决定,因李秀卿年长便往南京贩运货物,自己则在庐州发货与收账。不觉七年,在两人的辛苦努力下,生意大有起色。后来真相大白,两人在南京守备太监李公的撮合下,结为连理,成为南京的富户。在《醒世恒言》第十卷“刘小官雌雄兄弟”中的方申儿,12岁女扮男装随父亲回军讨盘缠,风雪夜受大善人刘公款待寄住于此,却不想父亲因伤寒去世。方申儿被刘公收为义子,改名刘方。两年后,刘公又收留了另一位因家乡变故父母双亡的读书人刘奇。后来,刘公夫妻因年老相继去世。刘方和刘奇便放弃了酒店,另外开办了一个布店。“四方过往客商来买货的,见二人少年志诚物价公平,传播开去,慕名来买者,挨挤不开。一二年间,挣下一个老大家业,比刘公时已多数倍。讨了两房家人两个小厮,动用家火器皿,甚是次第。”二人结为夫妻后家事愈发兴隆。

当然,还有一类走街串巷的女性商贩,如《喻世明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卖珠子的薛婆,又兼做牙婆(买卖中间人),这是一个类似《水浒传》中撮合西门庆和潘金莲的王婆人物,正是这位卖珠子的薛婆撮合了徽州商人陈商与蒋兴哥妻子。

其二,伎艺女性。话本小说中,有些女性从事唱戏、伎艺等活动,有的从事一些手工劳动。如《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小道人一着绕天下 女棋童两局定终身”中,金国女棋童妙观,棋艺高超,与小道人棋逢对手,遂成就美好姻缘,二人切磋棋艺,“两个都造到绝顶”,后小道人周国能被“封为棋学博士,御前供奉”。同样靠共同兴趣皆为夫妇的还有《连城璧》子集“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中的刘藐姑,其职业是唱戏,谭楚玉为接近刘藐姑,也学戏,后二人终成为舞台夫妻,但由于刘藐姑之母反对婚事而双双投水殉情,后被救起。谭楚玉发奋读书中举得官,二人再次拜会刘藐姑母,终得认可。这两则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均为“职业女性”,并最终和志同道合的男性结为连理。

第三,手工女性。在职业女性中有一类是手工女性。《石点头》第六卷“乞丐妇重配鸾俦”中,农家女周长寿就是一位靠编织芦苇席生活的手工女性。在话本小说中,提到最多的还是纺织女性,这与中国男耕女织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有密切关系。但男耕女织只是一种方式,在读书男性的家庭生活中,男性在获取功名之前是没有职业的读书人,其生活很大程度上靠家庭支撑,而对于没有家资的穷书生来说,养家重担则落到女性肩上。如《警世通言》第三十一卷“赵春儿重旺曹家庄”中富家子弟曹可成家道中落,赎娶妓女赵春儿,不事生计又散漫使钱而致穷困落魄。赵春儿管不了曹可成,只得“吃了长斋,朝暮纺织自食”。曹可成看到妻子“朝暮纺织,到是一节好生意”,竟要其妻教其学纺织。女性纺织养家此并非个案。《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二“张福娘一心守贞 朱天锡万里符名”中的张福娘在丈夫去世后,守着遗腹子“绩纺补纫,资给度日”,后其子读书做官。在《石点头》第一卷“郭挺之榜前认子”中,郭挺之与其子郭梓一同中举相认,郭挺之问及郭梓家中情况,郭梓说:“孩儿从师读书之费者,皆赖母亲日夜纺织以供”。可见,女性纺织对于支撑家庭生活乃至孩子教育费用多么重要。明代《沈氏农书》载:“男耕女织,农家本务,况在吾地,家家织纫,其有手段出众,夙夜赶趁者,不可料。酌其常规,妇人二名,每年织绢一百二十疋,每绢一两,平价一钱,计得价一百二十两,除应用经丝七百两,该价五十两,纬丝五百两,该价二十七两,籰丝钱家火线蜡五两,妇人口食十两,共九十两数,实有三十之息。若自己蚕桑,丝利尚有浮。”[3]17这是一笔细账,可见明代女性纺织收入颇可观,完全可以养家。正因如此,《沈氏农书》强调:“家有织妇,织与不织,总要吃饭,不算工本,自然有嬴,日进分文,亦作家至计”。[3]17也就是说,织妇纺织,日积月累,足可养家。以此我们可以推知,在古代穷困读书人的家庭,在男性读书人没有收入的情况下,女性纺织是支撑其学业和家庭日常生活的主要方式,只是长期以来,我们很少注意这方面而已。话本小说为数不多的篇目透露出的纺织女性养家的例子绝非个案,而是古代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

第四,读书女性。《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七“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中的闻蜚娥,不但“自小习得一身武艺,最善骑射,直能百步穿杨”,而且女扮男装到学堂读书,“学得满腹文章,博通经史”,不但考了童生,还进学做了秀才。但在古代,无论女孩读书再出色,也无法像男孩子那样作为进身之道。因此,当秋闱时节,闻蜚娥不得不托病拒考:“女孩儿家只好瞒着人,暂时做秀才耍子,若当真去乡试,一下子中了举子,后边露出真情来,就要关着奏请干系。事体弄大了,不好收场,决使不得。”闻蜚娥的读书生涯不得不到此为止。

话本小说中描写这类职业女性作品的数量虽然不多,却是古代小说中的一种新现象。在为数不多的这几篇作品中,这些职业女性一般能够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维持生计。古代女性往往依附男性生存,一旦脱离家庭,女性很难获得生存条件,究其原因,没有可以维持生存的职业是最重要的一个。即使如闻蜚娥那样读书不输男性的女子,也无法像男子那样应举,到关键时候,不得不退出科考,这表明,不是女子智慧不如男子,而是社会没有给她们提供机会。因此,话本小说中描写的这些职业女性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由此可见,在17世纪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时代背景下,女性的地位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不但体现在对传统婚姻规范的冲破方面,而且在女性职业方面也有所松动。

参考文献

[1]《四库全书·史部》《明会典》卷七十八,旌表,大明令。

[2]《明史·列女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

[3]《沈氏农书》,《农说及其他二种》,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五年(193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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