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梦花 卜算子巜解梦》

卜算子巜解梦》

雪落夜无声，风起佳人静。

梦里见君纵酒泣，寂寞遍天地。

碧水荡清波，老树生新苞。

梅花千年傲世间，我叹伊人影。

解梦花 梦中花——读潘年英小说《解梦花》

整个炎热的7月，忙于生计之余，我一边在乡间村落浪游，一边重读沈从文和汪曾祺。事实上，很多年了，或许是为了把有限的时间用在“刀刃”上，对于国内当代作家们的作品我是很少触及了。偶尔，或是出于对当今“文坛”于心不死的期盼，或是出于对其动态观察，我会选读一两位作家的作品，但合上书，依然是无尽的沮丧和失望。沉溺于沈、汪二人的小说世界多日，在7月的最后一个晚上，我把目光转向辽阔、厚重而又细腻的苏俄文学，也可以说是去年阅读《生活与命运》后对于苏俄文学热情的延续。于是，在网上订购了几本苏俄文学作品，另搭上潘年英先生新近出版的《解梦花》。之所以决定选择《解梦花》，源于几天前的夜读之后，有意无意间，我点击进入了本土在外颇有大名的潘年英先生的博客——多年来，常听老友们说起他，略知其文才和人生经历，自然，获得这本书的出版信息。出于对他有进一步了解的意愿，加之他在博客里对这部小说的“煽情”介绍，激起了我一探究竟的欲望。

《解梦花》是潘年英先生“20年磨一剑的心血之作”，是一部极具个人隐私和故事性极强，却又没有一个完整故事的“奇异”小说。小说在“我”平静而内敛的叙述中，讲述了“你” ——主人翁尼巴——一位患有“噩梦症”的“更族”摄影天才的人生经历和与美代、阿麦、阿略、惠子、培花、小红、阿彩等众多女子的“奇幻”婚姻、爱情与情欲故事……。毫无疑问，《解梦花》的成功是巨大的，它给我们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创造了当代小说艺术的一个新的高峰，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结构和叙事方式的新颖、独特；二是语言极具个性化，而又明白晓畅；三是思想的冲撞，深且烈，可谓火光四溅，振聋发聩。这些特质，让读者在“事中事后”，享受到了无异于“禁区”突破后抽射所带来的巨大兴奋和刺激。

这部小说的结构以“碎片”的形式出现，把一个完整的故事切碎，以“笔断意不断”的方式精心布局，把一个个独立的故事有机地连接在一条看不见的“主线”上，然后在纵横连贯中，完成了一张完整、妙不可言的故事之网，使得这部小说显得独特、精巧而又别致，让读者不得不发出由衷的感叹。这是作者匠心所在，也是这部小说非常值得肯定和成功的地方。

作者把故乡盘杠村方言完美地融入符合现代汉语阅读语境的语言，创造了一种独特而又精美的语句，让《解梦花》的语言显得极具个性和吸引力，这从小说精彩的开篇就显露出来，而且一以贯之，直至最后的结尾。这种独特的语言艺术，就如同“那时候的河水清明干净，鱼虾成群”，使得整部小说“像一个标致而又风骚的女子”， 光艳照人，熠熠生辉，达到了让人欲罢不能的艺术效果，也让我们欣喜地感受到了小说艺术特有的优雅和智慧。

评判小说的标准，长久以来，可以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窃以为，归纳起来，不外乎四点：巧妙、合理的结构；精美、独到的语言；深邃、独立的思想，外加一个或几个可有可无的“故事”。这些“要件”缺一不可，否则，难逃老套、枯燥、空洞的命运。如果仅仅把《解梦花》看作是一部个人风流史，无疑是浅薄的，也是对这部小说的极大误读，甚至是“不可饶恕”的亵渎。小说以尼巴小时候凄惨的成长经历和成人后一系列匪夷所思的遭遇作为一条“明线”展开叙述，在作者极其高明和智慧的描述中，一条光亮的“暗线”也逐渐凸显在我们的眼前：小说里的尼巴放任情欲，风流成性，一凭感官本能的役使，用一个接着一个的荒唐行为，试图去追逐一种理想的满足和臆想中的“幸福”，但这种追求却演变成了一个又一个龌龊不堪的“故事”。小说里，他以“爱恋”的名义，伤害自己的表妹美代、妻子阿麦、保姆阿略、失足少女美美、个体经商户小红、信奉耶稣的惠子、小家碧玉乔乔……。他有机会“下手”却没有下手的就是拥有“更族”身份的培花和族别为“米族”的阿彩，虽然他有过本能的萌动，但表现出了强大而罕见的克制，他只是在一个安全而又恰当的距离羡慕和欣赏这两朵娇艳欲滴的“梦中花”，这或许就是尼巴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可、守护和敬畏吧！换言之，面对汉文化和外来基督文化不可避免的蚕食——也就是与主人翁形影不离——无穷无尽、不分白天与黑夜的“噩梦”，作者把盘村和秀王村作为灵魂的皈依地，把尼巴个人的悲惨命运，与“更族”、 “米族”等土著文化的衰颓融合为一，纠缠在一起，制造出一系列的人物冲突，展开不同文明的对话与思考，让我们看到了忧虑、质疑、挣扎和抗拒、反思与妥协……，看到了“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叶芝），于是我们听到了尼巴唱了一辈子的“更族”情歌：“我担忧有一天想念你的时候看不到你，就像桥上的人看不到桥下的人”。显而易见，在这场文化冲撞中，作者把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物化为纯洁无瑕的美少女培花和阿彩，希望心目中的这两朵“梦中花”成为化解这场“噩梦”的“解梦花”。这条“暗线”是整部小说的主题和意义所在，也是打开这部小说之门的“钥匙”。这种通过个人悲剧表现在历史进程中土著文化溃散的不可逆命运和在这种巨大变化之中个人的无能为力，使得这部小说犹如一坛陈年“佳酿”，醇香四溢，可口宜人，让读者享受到了一场“思想的盛宴”，一扫当下文坛的沉闷和浮躁之气，非常的难得和可贵。

《解梦花》是一部“谜”一般的小说，细心的读者会提出心中的疑虑：小说中的“我”是谁？“你”又是谁？其实，在小说的最后一章，作者似乎给出了答案，但终究也没有明确的说出来。在我看来，整部小说，就是“我”——一个符合世俗规范的尼巴与“你”——一个藐视和抗拒一切现有规则的尼巴的对话、回忆和反思，所以，小说中的“我”就是“你”，“你”也就是“我”。这样的写法，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感和现场感，让我们恍若置身于那些我们正在旁观的、虚构的事件和人物之中，并沉醉其中。这是这部小说的一个“亮点”’，亦是这部小说获得成功的一个“要素”。

毋庸置疑，《解梦花》不仅没有枉费作者的心血，更没有让人失望，它给我们带来了意外的惊喜，是一部极具魅力、不同凡响的当代杰出小说，但这部小说也有不少的“硬伤”，给我们留下不小的遗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没能完美地表达出来。事实上，《解梦花》想要表达的是不同文化冲突带来的困惑、恐慌和寻找解除这种困境——“噩梦”的“解梦花”，就如同作者自己所言“我是想写一个民族的秘史，我花20年写这样一本书，就是想写一个民族的秘史”（见作者新浪博客《所有的文字都是神来之笔》）。遗憾的是，对于这样的写作初衷，尽管小说有所展示，但终究没能充分地把“秘史”展现出来。作者把主人翁尼巴家族及其幼年所遭受的羞辱、贫穷、辛酸和成年后在单位、“黑风楼”所遇到的不公及婚姻、爱情的遭遇等等，以及隐藏于高山密林的土著村寨的贫穷、落后，归结为“更族”、“米族”屈辱历史的延续或必然，没有看到这样的境况其实是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民族或多或少都曾有过的经历，也没有看到各民族融合、交汇、包容、兼容的大势和不可逆转性。这样的历史观和“盲点”，使得作者把尼巴仅仅禁锢于一个“更族”知识分子来写，导致了作品的局限性，影响了作品的深度和广度。

二是小说太过于写实。《解梦花》是一部带有作者个人自传色彩的小说，它触及民族、历史、信仰等宏大的主题，看似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其实是一个“故事”连着一个“故事”，造成事实上的写实过多，缺乏更为完美的想象和更为精巧的虚构，导致没能通过主人翁个人的追忆，最大限度地呈现出个人体验以外的共性，削减了小说应有的高度。

三是作者的写作“野心”，造成了对作品的伤害。通读全书，我们不难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这部小说不仅仅是写给国内读者看的，更像是写给国外的读者看。这种为“寻求文学地位”，盲目而又过分地借重了民族、地区的心理因素和语言特色，刻意迎合特定读者群的写作，造成了作品的“硬伤”，如用非小说的形式和语言整篇地介绍“解梦花”；用非小说方式讲解“更族”和“米族”的传统文化习俗等等，直接或间接地伤害了作品的品质。

文学的审美，归根结底在于理解和同情，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和投入。《解梦花》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多样色彩和复杂性，其中充满了似曾相识的人、面孔和物品，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想象与思维的异质性，享受到穿越时空阅尽人世的欣悦。它的出现，就像一头健壮的大象走进瓷器店，给我们带来了惊心胆跳的刺激与震撼，给当代中国文学带来了一丝难得的“亮光”，也为中国文学打开了一扇与“世界名著”的对话之门。它必将闪耀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星空，为西南土著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变迁，留下一份独特而珍贵的文化记忆和注脚。

作者简介：东厨碎语，1971年10月出生，自由撰稿人，从中学时代开始发表小说、诗歌、散文和文学评论。

潘年英，侗族，1963年生人，祖籍贵州天柱，现居湖南湘潭，系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教授文学和人类学，业余爱好摄影和写作。有著作30余种出版，亦有作品被译成法文和英文在境外发表。主要代表作品有《木楼人家》、《故乡信札》、《伤心篱笆》、《解梦花》、《河畔老屋》、《敲窗的鸟》、《桃花水红》、《山河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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